梁启超如何教育梁思成

。。。关于梁启超这种人生观对其子女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说流亡日本时使“双涛园”顽童拥有一个美好而难忘的童年是他所特别营造，也不说在天津“饮冰室“期间梁思成姊妹那充满欢笑的记忆是他刻意所为，单是从梁启超写给当时远在美国留学时儿子梁思成的一封书信中，就不难看出他对于培养梁思成活泼良好性情所付出的拳拳父爱之心了。那是梁思成在留学期间，他向父亲写信谈到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刻板地去描摹一些古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担心这样会使自己变成一个画匠。对此，梁启超回信时表示同感，但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业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象征，我听到欢喜极了。孟子说，‘能使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才会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以此为教，以此为学，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况且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随后，梁启超又就思成所学专业，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说到：“关于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你所学太专门了，我愿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功夫。我怕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弄得过于单调。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职有成皆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我这两年对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会有异兆的感觉，怕他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成正比例。……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意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你看了封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心安。“

……（梁思成发生了一场车祸）……在思成住院期间，父亲梁思成担心儿子会因此而荒疏了学业，于是告诉思成说：“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 父亲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在国学修养方面对儿子思成的特别教习，似乎是对思成即将出国留学接受多年西学熏染的一种担心，因为学贯中西的梁启超非常明了如何把握国学与西学之间关联的重要性。对此我们不应该忘记梁启超在19世纪末就国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权威而又经典的解析，因为它至今也是我们从事国学研究者所遵奉的信条。梁启超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

……有此亲身体验之前车之鉴（指梁启超于政治与学术方面的成败），当梁思成在美国向父亲写信表示自己专事学问会远离时代的忧虑时，梁启超则列举前贤大儒予以解析说：“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天元、开宝间李白、杜甫和姚崇、宋景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宋、姚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对于梁启超的这种解析，自幼钦佩父亲的思成自然会听从梁启超的规劝，从此远离政治，专心治学，终成中国建筑学的一代宗师。